作者:信美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黃金時代”這一概念，最初或由萊頓大學客座教授P.L.馬勒在1897年提出。他強調，聯省共和國(以下習稱荷蘭)這個領土狹小、人口稀少的國家在17世紀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繁榮”。然而，從17世紀后期開始，荷蘭的“黃金時代”逐漸走向終結。對于其終結原因，歷來史家頗多議論。本文認為，所謂“黃金時代”或者17、18世紀荷蘭的興衰，具有相對性。其興盛主要是以經濟成長為中心，尤其表現為對全球商貿的壟斷;而其衰落則以全球范圍的霸權爭奪失敗為標志，尤其是促成荷蘭繁榮的各方面優勢在17世紀后期式微，導致其與英國的對抗力不從心，直至最終敗北。

一

荷蘭崛起最引人矚目的成就在于橫跨東西的商業貿易，被稱為“海上馬車夫”。它由捕魚業和造船業發家，在商品流通中獲得了巨額財富。1643年，其商船總數已達到3400艘，總載貨量400萬噸，噸位數相當于英、法、葡、西四國總和。然而，這些輝煌成就背后卻存在“致命”隱患，即實業基礎相當薄弱。

究其原因，一方面，荷蘭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荷蘭所在地區被稱為“低地”，人們需要筑堤圍住沿海的淤泥，還需對沼澤進行排水開墾。雖然擁有引以為傲的農田水利技術，但由于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農業無法成為荷蘭的支柱產業。工業亦然，荷蘭曾在染織和精加工紡織品方面表現突出，但到17世紀后期遭遇英國的強有力競爭，其他強國也紛紛出臺針對荷蘭紡織品的禁令，荷蘭有限的工業發展資源不足以應對這種強敵環伺、群起而攻之的形勢。另一方面，重商業、輕實業是荷蘭人的主動選擇。相較于奔波勞作，荷蘭人更青睞商品交易、證券、放高利貸，抑或投資藝術品和郁金香。荷蘭人傾力投入到不依賴實業發展的貨物交換中，被稱為“世界的搬運工、貿易活動的中間商、歐洲的代理者和經濟人”。

如果說實業薄弱為荷蘭衰落埋下根本性隱患，那么創新優勢的難以為繼則是導致“黃金時代”終結的直接因素。事實上，荷蘭人在商業貿易中取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金融信用體系、商業組織及管理技術方面的創新。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使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的國際金融中心;1602年、1621年分別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一度掌控全球商品流通要道。然而，當其他國家或地區爭相效仿并在此基礎上持續創新時，荷蘭卻落入墨守成規的傳統窠臼。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例，它是第一家基于永久性股本的股份制公司。初期，它創造性地運用合股方式募集資本，實現貿易投資長期化。可是到后期它的短板也十分明顯，其股本長期被最高管理層壟斷，他們不發行新股增加投資，而是不斷地在證券交易所申請低息短期貸款，依靠下一個歸國艦隊拍賣的貨物來還貸。其結果是，在不發生戰爭及航運不中斷的時候，公司資金流轉不會產生問題;一旦發生戰爭，航路受阻，公司就會陷入危機，英荷戰爭期間便是如此。此外，其貿易方案多年維持不變，而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708年實行徹底改革，在亞洲商品進口、歐洲消費模式等問題的應對上比荷印公司有更充分的準備。

在荷蘭無力維持經濟優勢的同時，英國卻逐漸嶄露頭角。英國重視生產高質量商品，以技術革新提高產品競爭力;將商業利潤作為鼓勵生產工具創新發明的專利獎金，使之轉化為孕育工業革命的資本，由此率先邁入現代世界的大門。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時代，資源和市場是既定的，英荷爭霸是不可避免的。早在17世紀上半葉，雙方就貿易與航運、捕魚業、紡織品市場等問題展開激烈競爭。1651年，英國通過《航海條例》對轉運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貨物和中介進行嚴格規定，矛頭直指荷蘭。雙方分別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發生了三次戰爭。最終，荷蘭被迫承認《航海條例》;而英國的對外貿易以及由此帶動的迅速發展的工業，使其在17世紀末經濟實力超過荷蘭。

二

聯省共和國家體制為荷蘭創造商業奇跡并成為歐洲“第一個現代經濟體”提供了相對寬容和自由的環境，支撐了荷蘭17世紀的崛起。但是，該體制也存在著諸如組織體系混亂、政治凝聚力缺乏等一系列負面問題。

首先，該體制從建立之初就顯示出自相矛盾的特點。1575年，尼德蘭地區形成了一個新教徒的政治、軍事、財政聯合體。其責任是維護新教、結束羅馬教會活動，并保證所有人不因個人信仰和宗教活動而遭受迫害。基于此，1579年1月23日，北尼德蘭大部分地區的新教徒與南部一些新教城市訂立《烏特勒支盟約》。它規定，各省之間須采用各種方式維護團結，彼此聯合;同時，每個省、城市以及所有居民，仍然可以完整地保留其特定權力(權利)、法令、行為準則以及風俗習慣。換言之，盟約設想了一個各省保留大部分主權，同時有限讓渡防衛和用于防衛的稅收，以及對外政策等少部分權力的聯合體。顯然，這并非一種自然而然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其次，各省堅持自身的主權，其下還有許多“自由”城市，利益錯綜復雜、相互交織。當時，各省都擁有自己的立法機構和政府，由當地的商人寡頭集團直接管理。聯省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由各省議會選出代表組成。每個省在聯省議會中僅有一票，輪流擔任議會主席。共和國內部看似一團和氣，實際上權力分配并不平衡，如聯省共和國執政和陸海軍統帥一直由拿騷家族后裔擔任;大議長長期來自最發達的省，所以國策也基本出自該省。此外，荷蘭人似乎天然地恐懼和排斥中央權力，大約與其長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統治有關。在1650—1672年、1702—1747年，它甚至經歷了兩次長時間的無執政時期。由此，整個“黃金時代”都充斥著主張王權、集權的奧蘭治派與維護省權的共和派之間激烈的內斗。

再次，在處理海外事務時，聯省共和體制更顯得不具備整體競爭力。以海軍建設為例，荷蘭的海軍軍費依賴各省的攤派款，聯省議會必須克服諸多阻力，并且只有各省一致同意，才能籌集到海軍軍費。軍官(士兵)身份也不固定，他們在軍艦和商船隊之間隨意切換。而其競爭對手英國，自1649年起，便開始制定改進和擴大海軍的計劃。此后僅三年，船艦規模就擴大了兩倍。英國還成立了專門的海軍委員會，改進編制和戰略戰術，將國家安全、經濟增長與海軍聯系起來。又如，在海外權益的爭奪方面，荷蘭商人缺乏民族和國家觀念，以賺錢為一切行動的指南。東印度公司擁有對外締約、行政、司法乃至招募軍隊等一系列特權，但這些都以取得可預見時期內的貨幣財富為前提。他們曾在全球范圍內占據多個有利位置，如曼哈頓的新阿姆斯特丹(今紐約)、西印度群島、南非好望角等，但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卻無法站在國家戰略高度權衡這些殖民據點的全球價值，他們不愿犧牲唾手可得的個人財富來維持一些看起來得不償失的站點。而英國則從伊麗莎白時代開始，便已從國家層面確立了重商政策;甚至，其議會將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同時，也沒有忽略海外貿易職位的分配。

綜上所述，近代早期全球范圍的霸權競爭歸根結底是民族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尤其取決于是否具備堅實的實業基礎和持續的創新能力，以及穩固而統一的國家體制。荷蘭沒能成功地從商業和金融繁榮轉向以現代生產和管理技術為標志的工業化;其聯省共和體制又是一把雙刃劍，雖在崛起初期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導致其無法有效整合力量對抗英國，“黃金時代”就此終結。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