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新時代新征程，氣象萬千，文藝工作者如何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承擔時代使命、回答時代命題?本版將圍繞這一命題，邀請文藝界專家、藝術家參與討論，為新時代文藝創作和繁榮提供觀察與思考。

核心閱讀

創作者是否對所塑造的英雄足夠了解，是否具有獨特的“發現”的眼光，是抵達藝術真實的關鍵

直面普遍性的現實問題，展示以行動超越困難戰勝自我，戲劇張力才充足，人性弧度才動人，英雄的選擇和信念才能贏得更多認同

那個在銀幕上一字一頓說出“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的江姐走了。6月27日，在電影《烈火中永生》中扮演江姐的演員于藍去世。很多觀眾嘆問: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為什么對江姐念念不忘?

不只是江姐。從《永不消逝的電波》里的李俠、《英雄兒女》里的王成到焦裕祿、孔繁森、錢學森，銀幕上的英雄如同時代的精神燈塔，照亮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是文藝創作的靈魂，英雄更是文藝抒寫永恒的命題。中國文藝畫卷中有眾多英模題材的經典之作，許多是改編自真實事件的英雄故事。時代不斷涌現新的楷模，我們該如何講好他們的故事?

找到英雄熟悉又陌生的一面

塑造江姐的故事里有答案。于藍曾回憶夏衍的叮囑:“演江姐，千萬不要演成劉胡蘭式的女英雄，也不應當是趙一曼”。《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既有革命者大無畏的精神，又有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痛苦、隱忍和犧牲。

細數那些被銘記的瞬間，擊中我們內心的往往是英雄熟悉又陌生的一面。焦裕祿病重期間用鋼筆頂著肝部辦公、孔繁森將藏族老阿媽的雙腳放進自己懷里、王進喜為相濡以沫的妻子洗腳、錢學森充滿感慨地對妻子蔣英告白……他們有我們熟知的英雄人物高潔的品質和操守，也有不為人知的普通人的豐富情感和樸實言行。

藝術可以講述英雄是怎樣的，更能回答英雄何以成為英雄，甚至普通人如何成為英雄。創作者是否對所塑造的英雄足夠了解，是否對普遍的人性有深刻認識，是否具有獨特的“發現”的眼光，是抵達藝術真實的關鍵。

優秀的創作者，選擇向生活的深處、時代的廣度、人性的豐富度探尋。編劇王興東創作電影劇本《離開雷鋒的日子》，不僅找到了喬安山，采訪他、熟悉他、理解他，解開雷鋒之死未被披露的真相，還找到雷鋒生前的三位戰友，詳細了解雷鋒犧牲的過程。編劇趙冬苓創作電影劇本《任長霞》，抓住任長霞的三個特點:一個爭強好勝性情執拗的人、一個工作負責的局長、一個深于情專于情的女子，用兩個案件貫穿起來，再現她生命中的最后36個小時。看完電影《任長霞》，牽動觀眾的不是任長霞做了什么，而是她是這樣一個獨特的人。

讓英雄精神令人信服

講述英雄的成長、贊美英雄精神，是通過藝術的方式傳遞信仰的力量，并讓人們由衷地信服它、理解它、贊同它。創作者首先自己要“信”，才可能傳遞出“信”的力量。如果創作初衷不純粹，藝術表達難免會變形，效果自然也會大打折扣。曾有人問于藍:扮演江姐是不是一種挑戰?于藍的回答是:我理解她，我和她有著共同的經歷和理想。從于藍到王曉棠，從孫道臨到王鐵成、李雪健，他們扮演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讓人信服，是因為他們由衷地認同、理解、佩服這些英雄，與英雄人物站在同樣的信仰下。塑造人物，傾聽人物內心的聲音、走進人物的精神世界，才可能將觀眾代入，進而打動觀眾。

表現真實感和日常性，才能筑牢觀眾“信”的基座。電影《烈火英雄》的導演和編劇花了一年時間采訪消防員，又反復錘煉劇本，7個版本的每一版都邀請消防顧問提出修改意見。為了營造真實感，他們又一比一重建油罐區，讓演員親歷真實火場，用鏡頭捕捉人在危險面前最真實的反應。編劇何冀平在創作電影《決勝時刻》的劇本時，堅持藝術規律不應為題材左右，領袖人物跟普通人一樣有情感、有溫度。所以，她像寫平常人一樣寫他們，突出的是領袖人物生活化、常人化、有煙火氣的一面。

詮釋英雄的時代特質

革命年代的英雄為爭取民族獨立英勇斗爭、敢于犧牲，和平年代的英雄為建設繁榮強大的新中國奮斗不息、開拓不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英雄敘事一以貫之的主題，呈現英雄精神的崇高是英雄敘事鮮明的美學追求。影視創作永遠面對的是當下的社會、今天的觀眾。新時代的觀眾期待怎樣的英雄故事?新時代的英雄敘事如何講出新時代的美?

“我不是英雄，只是有人需要我”。一句樸實的話語，成為抗擊疫情中許多普通人挺身而出的內心獨白。醫務人員、警務人員、快遞小哥、社區工作者、不具名的志愿者，這些平凡的普通人做出了英雄般的選擇，一次次給我們以力量，也理應被深情書寫。時代變化不斷豐富英雄精神的內涵，各行各業的奮斗者和卓越者也是英雄群體的一員。取材自真實事件的《烈火英雄》和《中國機長》，突出災難面前普通人的沖鋒陷陣，真實塑造了以血肉之軀擊退火海的消防指戰員、通力合作力挽狂瀾的“中國民航英雄機組”等群體形象。電影《攀登者》《流浪地球》、電視劇《獵狐》《破冰行動》等引發觀眾熱議，也在于作品是為平民英雄“畫像”。

英雄不是誕生在真空環境中，過度提純會減弱人物心理動機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直面普遍性的現實問題，展示以行動超越困難戰勝自我，戲劇張力才充足，人性弧度才動人，英雄的選擇和信念才能贏得更多認同。電影《黃大年》直面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觀念的裂變，電影《湄公河行動》呈現打擊犯罪斗爭的危險艱難……這些作品從社會現實的一隅切入，用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進思想和優秀精神燭照日常生活，詮釋英雄精神對自我的突破、對現實的介入和改造。

當下快節奏的生活方式、移動互聯對娛樂方式的重塑、文化消費的跨界多元，不斷改變觀眾的審美需求。視聽感受新奇獨特、能帶來沉浸感和共情共鳴的故事，才可能留住觀眾。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將主旋律推進到情感敘事的新層面，以家國情串聯7個故事，塑造在偉大歷史瞬間發揮重要作用的普通人形象，用審美的方式喚起觀眾的感受和想象，觸及觀眾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創作者把升華、拔高的權利交給觀眾，在與觀眾的共情中完成主題表達。

當鏡頭對準平凡中的崇高，當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由“我講你聽”變為平等對話，如何在共情共鳴共振的情感基礎上，把握好看與深度的關系，把握生活矛盾與人性溫度的關系，把握時代精神與典型人物的關系，需要創作者貼得更近、想得更深、走得更遠。

時代在變，生活在變，人們的情感需求、審美期待也在變。我們有理由相信，新時代的律動會孕育更多英雄故事，新時代的英雄形象會涌現更多獨特的“這一個”。 任姍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