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洲到東亞 早期現代人“東遷”可能走過“北方路線”

早期現代人是怎樣走出非洲來到東亞的？他們到底走了哪條路線？這個問題一直被學術界高度關注。

以往學術界更傾向認為，早期現代人從非洲向東亞進發(fā)，走了一條“南方路線”，這條路線途徑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等地。為探究這條早期現代人擴散的路線，研究人員發(fā)表了大量關于“南方擴散路線”的論文。

事實上，早期現代人“東遷”，還有一條“北方路線”，這條路線途經中亞、西伯利亞、蒙古和中國西北等地。然而，這條路線很長一段時間都少有學人關注，相關研究也顯得冷清。

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

近年來，隨著古DNA分析技術的發(fā)展、新的測年技術的應用、考古新材料的發(fā)現，時移世易，早期現代人“東遷”的“北方路線”開始受到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目光匯聚于此。

近日，應《科學通報》的邀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團隊發(fā)表了關于早期現代人沿著“北方路線”擴散的評述。“化石人類學、古基因組學、考古學等多方面證據表明，距今約5萬—3萬年前，早期現代人曾沿中亞、西伯利亞、蒙古、中國西北地區(qū)等向東擴散。”高星說。

相比早期現代人在距今約12萬—8萬年前便沿著“南方路線”向東擴散，“北方路線”要晚不少。高星說，這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過程，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并且擴散的機制和動因可能有所不同。

早期現代人在沿“北方路線”擴散過程中與古老類型人類(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有過頻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類基因交流歷史的復雜性。“北方路線”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tài)過程，且擴散過程中與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態(tài)，提醒學者在討論我們的直接祖先——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時，應該更加重視區(qū)域復雜性和基因交流的頻發(fā)性。

石制品遺存為研究早期現代人擴散提供了依據

石制品技術是論證早期現代人擴散路線的重要證據。因與早期現代人出現的時間重疊、出土的文化遺物(如裝飾品)具有行為現代性特征等原因，研究者通常認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遺存與早期現代人相關。

以往的研究立足東北亞不同區(qū)域石制品技術的籠統(tǒng)對比，提出了此類技術的擴散路線，但缺乏以人類行為決策為基礎的詳細技術對比。針對此情況，高星團隊等選擇寧夏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的石制品開展了詳細的技術分析。寧夏水洞溝遺址群是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址群，在石制品技術的擴散、晚更新世晚期東北亞人群互動和生態(tài)適應等研究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其中，第1地點因出土了具有歐亞大陸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過渡特點的石制品遺存，為討論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提供了重要依據。

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1963年出土石制品的技術研究，將古人類的技術實踐看作行為決策過程，通過對石核準備、臺面修理、剝片面維護、剝片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產階段行為決策的分解與提取，重建古人類的技術知識體系。

研究人員通過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qū)、外貝加爾地區(qū)、蒙古北部地區(qū)相關IUP遺址石制品技術的對比，發(fā)現不同地區(qū)存在一定的區(qū)域技術特點，但總體上水洞溝第1地點的石制品技術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qū)更為接近；相較而言，其與蒙古北部和外貝加爾地區(qū)差別較大。目前已有的年代學研究結果顯示，此類遺存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qū)出現的時間較早，在蒙古北部、外貝加爾地區(qū)和中國北方出現的時間大體相近，但晚于阿爾泰地區(qū)。

綜合以上證據，高星團隊提出東北亞地區(qū)IUP石制品技術的擴散是多路線模式，而非之前學者提出的單線擴散模式，表明了早期現代人擴散的復雜性。該項成果已于近日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上發(fā)表。

高星表示，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的相關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環(huán)節(jié)，給研究者提出了諸多新的課題。目前中亞、中國西北地區(qū)等地發(fā)現的相關考古遺址還較少，亟需系統(tǒng)的調查以填補“北方路線”上的空白；目前所發(fā)現的早期現代人化石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較少，基礎數據有待補充；“北方路線”所在的區(qū)域地理環(huán)境多樣(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現代人擴散過程中對不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也將會成為今后相關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