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個分支，它是以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并構建了一定的政治結構為前提的。由于廉政文化與特定的政治文化緊密相連，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廉政文化的產生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即使研究同一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廉政文化也要注意它的特定含義，不能作簡單的解釋和比附。這種差異和區別意味著，廉政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產生時間很早。文明誕生之初的氏族首領已經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對自身素質的要求。《尚書·堯典》記載帝堯為政“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時”，這里面就包括了為政者要勤政、節用、愛民、尚賢等多層含義。《尚書·皋陶謨》中提出的所謂“九德”，也主要是針對為官者的素質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謨》中表達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是傳統“民本”思想的淵源所在，也構成了中國古代廉政制度、行為、思想的深層次價值觀，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

在這個時期，“貪”和“廉”兩種對立的價值觀也已出現。對貪賄的指責與對廉、勤的贊嘆是早期廉政文化最淳樸的形態。當然，這些都是后世文獻的追憶，還不能說完全是當時歷史的實錄，不過把它們看成我們祖先在進入文明時代的前夜就已經擁有的廉政文化智慧大體是不錯的。我們的祖先正是帶著這樣的思考進入了階級社會。

隨著國家的產生及其形態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內容也日漸豐富。三代就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使統治階級認識到“天命”無常，要保持統治的長久就必須把剝削和壓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必須對被統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大家所熟悉的“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言論，就是“民本”思想觸動統治階級政治神經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為、思想產生的深層文化意識之一。

三代的刑律對貪賄已有嚴格的規定。不晚于夏代，對貪的懲罰似乎已有了正式的刑律。商代針對貴族官僚管理的條規刑律則更多。如《尚書·盤庚中》記載盤庚對“具乃貝玉”，即聚斂錢財的大臣予以嚴厲的譴責，并要以嚴厲的刑罰處置他們。三代對貪賄的懲處是否都出自“民本”思想的價值觀，還值得我們深入探討，但以條規刑律對貪加以懲戒，這是在以往基礎上的一種發展。

實際上，三代國家所直接控制的地區只限于“王畿”，官僚的選拔任用主要依據的是血緣而非才能，分封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使中央對地方并沒有直接的管轄權，這樣的社會結構及其所決定的政體形式，使廉政制度的建設只能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上，也決定了當時廉政文化的整體發展水平不可能超越那個時代的限制。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各國王權在擺脫了周天子的控制后日益加強，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郡縣鄉里制開始產生，世卿世祿的貴族制逐步讓位于君主任命的官僚制。在激烈的競爭面前，出于強國的需要，也為了管理多層次并且逐漸龐大的官僚隊伍的需要，廉政建設的迫切性擺在了各國統治者的面前。這一時期廉政文化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治家、思想家們關于廉政問題的思考多姿多彩。齊相晏嬰云：“廉者，政之本也。”晏嬰還與齊景公專門討論過廉政問題。一次，景公問晏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嬰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晏子的話含義很深刻，意思是廉政能否持久，關鍵在于各級官吏能否做到堅守美德，出污泥而不染，做廉潔的表率。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也幾乎無不涉及廉政文化這個大問題，并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言。例如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說：“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這個時期廉政文化中最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數法家的廉政文化學說。法家從人具有貪欲的天性出發，既主張從制度上設官分職，加強監督，防止腐敗的產生，也主張從道德的層面對包括君主在內的各級官僚進行教育。如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說：“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認為“國有四維”，即禮、義、廉、恥。他還說：“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法家的廉政文化思想較之以前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不僅春秋戰國之際列國的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的廉政行為的深層次價值觀念在法家思想中大都可以尋到蹤跡，而且整個封建時代的廉政文化也都無法回避法家所奠定的基礎。

談到廉政文化的建設不能不說到《周禮》這部書。大約成于戰國時代的《周禮》一書并不是一部關于周代官制的專著，而是主要反映戰國時代的制度并摻雜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此書在中國古代廉政文化建設上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對源遠流長的古代廉政思想和當時風起云涌的廉政措施作了深入的內涵分析和典型概括。在《周禮·天官·小宰》中，作者說：“（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指要用這“六廉”的方法來考核官吏。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六種考核手段之前，作者都加上了“廉”字，顯然是將“廉”從狹義的范疇抽象出來，賦予其更廣泛而深刻的意義。后來的經學家總結出這“六廉”是“以廉為本”。“以廉為本”的“六廉”觀是一個卓識，全面反映了我國歷史上思想家對官僚隊伍廉政素質的要求。如果說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廉政行為和廉政思想的深層次結構之一，那么以上的“六廉”觀就大體奠定了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內核。中國封建時代的廉政文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與完善的。

廉政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與特定時期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密切相關，反之，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的演進也促進著廉政文化的繁榮與革新，但是決定廉政文化形態的根本因素則是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一般來說，只要有公共權力的設立，貪與廉、勤與惰的對立觀念，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就必然產生。這在任何國家大概都不例外，但問題是各個國家、各種不同社會形態下的廉政建設道路往往存在很大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廉政文化的社會基礎不同。學者們大多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在氏族血緣關系還沒有徹底解體的情況下進入國家狀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中農村公社和家族公社的頑強存在，使得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是以“族”的形式完成的。松散的邦國聯合體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是三代國家結構的主體，官僚的選拔采取的是世卿世祿的貴族制。這樣的社會形態下，國家與社會的分離程度很低，國家的官僚往往就是“族”的首領。因此，廉政建設的社會基礎還很薄弱，廉政文化的表現形態還只是停留在對執政者的道德訴求和對腐敗貪賄者的指責以及簡單的刑律處罰上。井田制瓦解后的春秋戰國之際，基層社會由血緣式的族聚結構化解為個體小農，對整個社會直接控制的郡縣制和官僚制的建立使廉政建設成為上自君主下至庶民都十分關注的對象，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由此才變得豐富多彩。　（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