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勇(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儒家學說成為歷代王朝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此后，孔子地位逐漸抬升，祭孔儀典日益完備，祭祀孔子被列入國家祭祀的重要一環，展現出鮮明的官方性格。然而常被忽視的一點是，孔子作為孔氏家族的始祖，在其逝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祭孔只限于家祭層面，范圍相對有限，儀制亦較疏略，遠不能與后世同日而語。祭孔的這種官、私雙重特性，貫穿于孔子誕生地——“闕里”孔廟的祭孔儀典和實踐之中，形成了中國古代禮制史上的一個特殊案例。

通常所說的孔廟，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京師孔廟、地方文廟和孔氏家廟。前兩者遵從廟學一體的原則，分別與京師太學和地方府、州、縣學并置而建，承載了官方宣揚統治意識和基層教化等功能。就孔氏家廟而言，一般專指曲阜闕里孔廟和衢州南宗孔氏家廟，其他流寓各地的孔氏支派宗祠不包括在內。

闕里孔廟的原初形態，本為孔子逝后，子孫后代因宅立廟，祗奉先祖之所。但隨著歷代不斷加恩彰顯，孔廟規制和祭孔祀典逐次完備，歷史上曾有數位帝王臨謁闕里，遣官祭孔亦成常態，使得闕里孔廟超越了作為家廟的單一功能，而兼具官、私兩重意義。由此便不難理解，闕里祭孔的儀式也非其他地方可比。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上丁，按察使司僉事任塾致祭闕里孔廟，事后作碑記道:“惟我夫子，則每歲春、秋二仲，自京師太學，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聲教所通，無不崇祀。而在闕里之廟，則我夫子鐘靈之地，車服禮器在焉。每歲制為四祭……視他郡國更為嚴重。”(駱承烈匯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

上引論述，均反映出闕里孔廟的獨特性:既帶有坐落孔子故里的光環，也在于它是孔氏家祭和國家祭祀的匯聚之區，所謂“闕里實道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夙備”(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在漫長的孔子祭祀歷史上，從皇帝到官僚，從文人儒生到孔氏后裔，各類不同身份的人群，帶著各自的用意和訴求，紛紛進入闕里孔廟，拜孔、祭孔，使之成為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一條重要線索。

皇帝親祭闕里孔廟，乃是官方祭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歷史上，計有西漢高帝，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康熙帝、高宗乾隆帝等多位皇帝親自前往闕里祭孔。有清一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多次親祭闕里孔廟，儀制之重，頻次之密，均為其他朝代所不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圣祖在南巡回鑾途中，駐蹕曲阜，親自祭孔，出發點即是:“闕里為圣人之域，秉禮之邦，朕臨幸魯地，致祭先師，正以闡揚文教，振起儒風。”(《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為此，康熙帝把原擬定的“二跪九叩”禮改為“三跪九叩”禮，輔以封賞孔氏后裔、賜留曲柄黃蓋等一系列舉措，昭示出對此次親祭闕里孔廟的格外重視。乾隆一朝，高宗先后八次親臨闕里祭孔，為歷史之最。

除了清帝親至闕里孔廟祭孔，清廷還頻頻遣官致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遣祭”或曰“祭告”。以康乾時期為例，比較重要的幾次遣祭活動如:康熙三十二年，闕里孔廟修葺告成，遣皇子往祭，行禮杏壇。雍正二年(1724)，闕里孔廟遭雷擊毀，遣官至曲阜祭慰，敕大臣重建，八年廟成時特詔皇五子往祭。(趙爾巽:《清史稿》卷八十四)乾隆一朝，遣祭闕里孔廟之舉更為頻繁，尤其在平準、平回、平兩金川等武事相繼告捷，奠定“大一統”版圖的過程中，均能看到清廷頻頻遣祭闕里，豎石立碑，貫注了文治與武功并重、內地與邊疆一體的深刻意蘊。

今日所見闕里孔廟的規模和建制，大致最后定型于清代雍正、乾隆時期，前后共九進院落，主要建筑包括:五殿(大成殿、寢殿、圣跡殿、啟圣殿、啟圣寢殿)、一閣(奎文閣)、一祠(崇圣祠)、兩廡(東廡和西廡)、一壇(杏壇)、兩堂(詩禮堂和金絲堂)、十三碑亭、五十三座門坊等。大成殿供奉的孔子，無論皇帝親祭抑或遣官致祭，均是官方祭孔時最重要的對象。其他如啟圣祠(祀孔子之父叔梁紇)、崇圣祠(祀孔子五代先祖)、兩廡(供奉歷代從祀的先賢先儒)等，則多由官員分獻，亦是闕里祭孔儀典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上述建筑，處處透漏出闕里孔廟作為官方祭祀空間的鮮明特點。例如，大成殿用九間極數建制，覆以黃瓦，孔子亦以天子冕服加身，儼若帝王之尊;包括孔子父母在內的先世五代，都被加封王爵。但在孔廟的東路，另有多處建筑，承載著與官方祭孔不一樣的功能，最為特殊者便是孔氏家廟。

闕里孔廟內的孔氏家廟，奉祀對象歷代不盡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闕里孔廟的資料顯示:“(奎文閣)其左為家廟:正門一間，南向;正廟五間，中以先圣為始祖，左、右二祧廟則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東西向，則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龕，如《家禮》制。”(徐振貴、孔祥林編注:《孔尚任新闕里志校注》卷四)明末孔子第六十五世孫、衍圣公孔胤植增修的《闕里志》則記載，位于孔廟之東偏的五間家廟，“祀先圣、二世、三世及中興祖，俱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闕里志》卷十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6冊)。“私祠”二字，折射出闕里孔廟隱秘性的一面。也應是在此期間，對孔氏宗子衍圣公高、曾、祖、禰的奉祀，移至孔府內完成。闕里孔廟內的家廟，則專奉始祖孔子、二世祖孔鯉、三世祖孔伋和中興祖孔仁玉。乾隆時期孔繼汾在《闕里文獻考》中稱，“闕里乃孔氏之家廟，有異于國學及天下郡縣者也”(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闕里志》卷十四)，針對的即是闕里孔廟內的孔氏家廟。

區分闕里祭孔是官祭還是私祭的最顯見標準，在于獻祭者以何種身份，前往孔廟各祠殿祭祀。這一點，我們可以衍圣公的身份轉換為例來進行說明。作為孔子嫡系后代，衍圣公既是孔氏宗子，也是官方加封的公爵，所以不僅要代表孔氏闔族祭祀作為先祖的孔子，還要奉祀被王朝封為“大成至圣先師”的孔子。因此，衍圣公在闕里孔廟內的祭祀活動，涵蓋了官、私兩種特點。此間差別，在祭孔所書祝文中有著明確反映，如孔繼汾所記:“家廟時祭，與大成殿、崇圣祠釋奠不同。大成殿主祀至圣先師，故祝文云:‘配以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崇圣祠亦然。家廟四時祫祭，自宜云:‘幾十幾代孫、襲封衍圣公某，敢致祭于始祖考至圣先師文宣王，始祖妣至圣先師文宣王亓官夫人;二世祖考泗水侯，二世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世祖考述圣沂國公，三世祖妣述圣沂國公夫人。四十三世祖考文宣公，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繼配李夫人。’”(《劻儀糾謬集·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8冊)廟祭祝文中對先祖稱謂的差異，反映出在不同的祭祀空間內，被祭對象的身份有其特定內涵，祭祀呈現的意義自也全然有別。

在整個清代，奉祀孔子是衍圣公最重要的職責，一年之中可達五六十次之多，包括:春、夏、秋、冬四仲月上丁祭，孔子誕辰祭(八月二十七日)，忌日祭(二月十八日)，每月朔祭(初一日)、望祭(十五日)，八小祭(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臘八、除夕、六月初一日和十月初一日)，二十四節氣祭等。這些祭祀活動，分布于闕里孔廟、衍圣公府等不同的空間。即便在闕里孔廟之內，又往往與皇帝親祭、遣官致祭等活動互有交叉，呈現出官祭與私祭并存的特點。所以，清代就有學者形容闕里孔廟內的祭祀活動是:“大成釋奠，朝廷之命祀也;家廟時薦，子孫之私享也。”(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闕里孔廟祭祀展現出的官祭與私祭雙重特性，是其有別于京師孔廟和各地文廟的顯著特征。從官祭層面而言，無論皇帝親祭闕里，還是遣官致祭，重點在于彰顯王朝崇儒重道的治國理念，以期維護封建統治。對孔氏嫡裔衍圣公來說，祭孔本屬奉祀先祖的家祭范疇，所以要在闕里孔廟內的孔氏家廟這一私密空間完成。不同的環境下，同為被祭對象的孔子之稱謂亦有差異，既是“大成至圣先師”，又是孔氏“始祖”。但官祭與私祭之間并非涇渭分明，互相隔絕，兼具孔氏宗子與王朝賜封公爵兩種身份的衍圣公，便經常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祭孔儀典中轉換角色。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7日 07版)